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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青对温玉成由爱生恨的真实原因  

2013-08-31 08:12:11|  分类: 红色秘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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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3月24日凌晨,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开会时,他在走廊上见到了神情沉郁的毛泽东。温玉成走上前,端正地行了个军礼,问候道:“主席好。”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,一手倒背在身后,凝神注目,然后劈头问道:“你一个人去?单枪匹马去?”“主席,”温玉成如坠云雾中,不解地问道,“我去哪里哟?”“没有通知你?”“不知道。”“叫你到卫戍区去,”毛泽东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,严肃地说,“执掌京畿重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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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1976年,五七干校的学员在学唱革命样板戏。

黄永胜保荐温玉成当了副总长

《温文》称:温玉成是经“叶剑英元帅推荐”,“毛主席一锤定音”,到北京任副总长的。这说明作者全然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和中央高层人事情况。岂不知,当时叶剑英正因被打成“二月逆流”重要成员而处境艰难,已经“靠边站”了;其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。而像副总长这一级干部的任命,也不需经过军委办事组,一般是经林彪认可后,报毛泽东批准。

1967年8月,黄永胜和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头头100多人应召进京谈判两派停止武斗、实现“大联合”和筹建省革委会问题。周恩来先后十多次接见这些头头,做他们的思想工作。黄永胜在他下榻的京西宾馆设了一个包括他的两位秘书在内的4人临时值班室,随时向周恩来办公室反映情况,请示工作。

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,黄永胜让秘书写报告,主要建议对广州军区军事领导干部进行调整,其中特别提到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,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工作。现在看来,黄永胜在写这份报告之前,他很可能已将有关问题当面请示过林彪。

一天晚上,温玉成打来电话找黄永胜。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,问黄永胜军委的调令“是怎么回事儿呀”?并表示他“水平低”、“干不了”、“不想去”。黄永胜则用亲昵、得意的语气大声地说:“这是我向林副主席建议的,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。你赶快来嘛!”几天之后,两派群众组织在京达成协议,黄永胜返回广州。温玉成马上到黄家拜望。没过几天,他便兴高采烈地到北京履新去了。

温玉成失势之谜

温玉成的失势来得意外、突然。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,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他连遭3次重大打击。

第一次打击是1969年4月末九届一中全会选举。温玉成自己和许多人都认为,他作为中央“碰头会”成员,进入中央政治局顺理成章。谁知他却根本未被提名。相反,与他资历相仿、原来并非“碰头会”成员的李作鹏、邱会作却都成了政治局委员。“九大”之后,“碰头会”停止活动,温玉成只剩下了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头衔,完全成了黄永胜的下级。

第二次打击是1970年6月,被莫名其妙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。这个职务比副总长降了一级,等于是不宣布处分的处分。

第三次是1971年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后,温玉成被当做林彪的同党关押审查。他本来是林彪在位时遭贬成都的,他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受林彪等人迫害的,谁知还是在劫难逃,而且一关就是5年有余!

一般人都认定,温玉成遭受的第一、二次打击,林彪、黄永胜难脱干系。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人选,是毛泽东委托由周恩来、康生、黄永胜组成的三人小组提名的。前面已经讲过,温玉成进京不久便因与江青关系异常而引起林彪、黄永胜的猜忌,那么,在酝酿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,黄永胜的态度可想而知。至于温玉成遭贬成都军区,则是“九大”人事安排的继续。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,其职权相当于已往的军委秘书长,而林彪则是军委第一副主席,对温玉成的任免,都要经由他们“把关”。

但是,不少人忽略了一点:即使在“九一三”之前,对温玉成的安排,也须得到江青的首肯。当温玉成调成都的消息刚刚传出之时,曾有一位与黄永胜关系极亲密的人问他:为什么要把温玉成调走?即使调走,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广州军区?黄永胜回答说:“是江青要赶他走!他过去在广州搞得那个样子,还怎么回去?!他到成都去,梁兴初对他总还了解嘛!”梁兴初是成都军区司令员,以前曾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,对温玉成当然熟悉。黄永胜的话少了一句潜台词:既然江青要把温玉成赶走,他乐得顺水推舟。黄永胜的话还表明,倘若是林彪、黄永胜想把温玉成调离北京却不合江青心意,她完全可以打出毛泽东的旗号加以阻挠,林彪、黄永胜是抗不住的。“九一三事件”发生刚刚几天,温玉成便遭到伤害最重的第三次打击,说明江青不曾忘记了他,他无论到了哪里,也跳不出江青的手心儿!

温玉成为何由受江青重用的红人而突遭遗弃和迫害?揣测和说法甚多,主要有两种“版本”。

其一是以吴忠为代表的“揽事招祸”说。吴忠是温玉成的同僚:温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时,吴任第一副司令员;温调成都军区后,吴接任司令员;他还是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。他对江青、温玉成都有深刻了解。1977年,他因“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”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。我与他接触频密,彼此无话不谈。一次谈起温玉成与江青的关系,他说,温玉成坏事就坏在不知利害,揽事太多:江青让他管“样板团”,他可谓竭智尽忠,不遗余力;他意犹未尽,见江青忙得风风火火,很想为她减轻一点负担,便主动做了一些江青并未交代的工作,其中包括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。哪知江青心中有鬼,性情多疑,竟认为温玉成是对她进行“特务活动”,于是翻脸。

其二是温玉成夫人宋婉明(《温文》误作琬明)的说法,说温因管“样板团”不称江青心意而获罪。1987年,我途经南京,曾特意去拜望在那里安家的老首长温玉成。不巧,他下乡钓鱼去了,他的夫人宋婉明接待了我。我们也是老相识。交谈中,我直言不讳地问起温玉成为何得罪了江青?她说,事情还是由“样板团”引起的:一次,江青当众指责温玉成对“样板团”管理无方,特别是芭蕾舞团管理混乱,导致演员基本功和演出质量下降。受不得委屈的温玉成便掏出记事本来,说某月某日江青有何指示,这段时间对“样板团”的管理完全是按江青要求做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一直以毛泽东化身自居训惯了人的江青,岂容温玉成当众辩白顶撞!登时大发雷霆,歇斯底里地叫喊温玉成“撒谎”、“不老实”!从此,温玉成便交上了厄运。

两种“版本”,哪个更能反映实际情况,或者两者都有道理?请读者自己判断。

史作贵在存史贵在真实

《温文》的错误还可举出很多。例如,为了突显温玉成没有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外和不公,竟连温是九届中央委员这一铁的事实也不承认了。这其实只要翻一下九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便一目了然了。再如,说温玉成到北京工作后,毛泽东“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”。其实,他并没这种“殊荣”,即使地位比温玉成再高的人,也很难受到毛泽东的单独召见。又如,说温玉成收到李必达的告状信之后,便“一横心,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”,直到半年之后,才“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”。而实际情况却是,在收到信的当天,温玉成便立即把信交给了林彪的妻子叶群,于是,才有了“李必达事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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